启功（1912.7.26—2005.6.30），中国书法家，书画鉴定家。字元伯，一作元白。满族。姓爱新觉罗，雍正帝九世孙。长于古典文学、古文字学的研究，曾在辅仁大学任教。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故宫博物院顾问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。著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诗文声律论稿》、《启功丛稿》、《论书绝句百首》等，出版《启功书画留影集》以及多种书法选集。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逝世，享年93岁。
人物简介
1912年7月26日－2005年6月30日），字元白，也作元伯。北京人，满族。中国书法家、画家、文物鉴赏家和鉴定家。曾为辅仁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。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九三学社顾问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，中国佛教协会、故宫博物院、国家博物馆顾问，西泠印社社长。
启功自幼喜爱书法，是当代负有盛名的书法家。启功曾被称为“诗、书、画”三绝。此外，启功亦精于古代书画和碑贴的鉴定。
启功对学生迟殿宽说：“字，只要写得好看就成了，本无法。”
自述
我叫启功，字元白，也作元伯，是满族人，属正蓝旗。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，比我大两岁，也是满族人，我习惯地叫她姐姐。
我既然叫启功，当然就是姓启名功。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吗？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，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；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，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。这实际很无聊。事实证明，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，它的辱也罢，荣也罢，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，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？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？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。我虽然不愿称自己姓爱新觉罗，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。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。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，是乾隆皇帝的异母兄弟。乾隆即位后，封弘昼为和亲王。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。我平生用力最勤、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。
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，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，即一、皇威，二、挟贵，三、挟长，四、护短，五、尊贤，六、远害，七、容众。简而言之，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，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。
家族背景
启功为清朝皇室后裔，属正蓝旗，为雍正帝九世孙，远祖是雍正帝第五子、和恭亲王弘昼，曾祖父溥良为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庚辰科进士，祖父毓隆为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甲午恩科进士，父亲恒同封奉恩将军。清朝皇室虽姓爱新觉罗氏，但启功明确表示不再以“爱新觉罗”或“金”为姓氏，而以“启”为姓。
师从贾尔鲁（羲民）和吴熙曾（镜汀）学习书法丹青，从戴绥之（姜福）学习古典文学。曾受业于史学家陈垣，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、中国美术史、中国历代散文、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。启功字体被方正公司制成电脑中的方正启体。
2005年2月9日下午6点，因突发脑血栓形成住进北京北大医院，昏迷至6月30日2时25分，因脑血管、心血管病并发症逝世。
生平经历
少年时代
启功生于1912年7月，中国告别帝制，步入共和的那一年，所以他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，而非大清帝国的子民，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。启功后来也不愿再姓爱新觉罗，自称姓“启”名“功”，因为在他看来，“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，它的辱也罢，荣也罢，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，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？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？”启功成名后，有人给他写信，信封上写“爱新觉罗·启功收”，或者干脆称他为“金启功”，启功对这些来信都是置之不理，后来实在不耐烦了，就在信封上批“查无此人，请退回”。
父亲早逝，启功家里的开支全凭祖父的俸禄。在他十岁时，祖父也撒手人寰，让这个家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。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学政时的两个学生，他们以“孀媳弱女，同抚孤孙”的名义，为启功一家三口（包括启功的母亲和姑姑）募集了2000元善款，才解了燃眉之急。
拜齐白石为师
2岁进入小学读书，插班在四年级，两年后升入汇文中学。因为在小学六年级时已经包含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，所以启功入学后直接跳级到初二。高中时，因为英语成绩实在太差，无法通过期末补考，所以就中途辍学了。但是在中学期间，他曾先后追随数位名师学画，在学校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业。
启功最早拜画家贾羲民为师，学习书画鉴赏。启功每月月初的三天会随老师去故宫看画展，每看一件作品，贾羲民就为启功讲解相关鉴赏与鉴定方面的知识。后来在贾老师的介绍下，启功又转投名画家吴镜汀门下，学习“内行画”。
溥心畲和齐白石则是对启功影响更大的两位老师。溥心畲也出身清朝宗室，算起来是启功曾祖辈的人物。启功最初想向这位长辈学画时，溥心畲总是问他有没有作诗。没办法，启功只能硬着头皮学写诗，在名师指导下，不久也就掌握了作诗的方法。至于绘画，启功常常会自己画上一个扇面，然后在旁边题一首诗，溥心畲如果看了诗不错，也就会高兴地给启功的画指点一二。
启功的一位远房叔祖曾给齐白石做过一口上好的寿材，就此与齐白石相识。后来这位叔祖就将启功推荐给了齐白石。齐白石对启功的才华十分欣赏，有时启功几天没有过去，他就禁不住念叨：“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？”在齐白石门下，启功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工作经历
结婚时启功21岁，因为只是中学肄业，找工作十分困难。当初为启功一家募捐的两个人找到了启功曾祖溥良的门生、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。傅增湘很欣赏启功的书画才华，就把他推荐给了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，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获得了教一年级国文的工作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，就把他给辞退了。
陈垣知道这件事后，又把启功召回辅仁，让他在美术系当了一名助教，他相信师从贾羲民、溥心畲、齐白石的启功，既有绘画知识，又有绘画能力，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。只是没想到，分管美术系的还是之前那位院长，于是启功再次失去了工作。
时间很快就到了七七事变，北平沦陷。只会写诗作画的启功没有一技谋生，一家人陷入困顿。启功的八叔祖当时正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政府当一个小职员，就给他在秘书厅谋了个助理员的位置。从1938年的三月到八月间，启功其实是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“伪职”。帮助启功脱离这段痛苦经历的还是陈垣校长，启功第三次执教辅仁。
1949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。1957年，在校长陈垣主持下，评议新增教授人选，启功在会上全票当选为教授。不过启功很快就被划为“右派”，降级为副教授。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曾给党提过意见，而启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言论。结果有人在他给画家徐燕荪的赞语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中罗织了一条“罪状”，说启功“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，意欲脱离党的领导、大搞个人崇拜”。
启功被戴上“右派帽子”后，曾劝慰老伴章宝琛说：“咱们也谈不上冤枉，咱们是封建余孽。你想，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，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。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，不抓咱们抓谁？咱们能成‘左派’吗？既然不是‘左派’，可不就是‘右派’吗？”
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言论，当了两年右派后，启功就被“摘帽”了，在北师大讲一些作品选，或者编编教材，比较平静地过了八九年。
文革时期
“文革”一来，启功夫妇两个人的生活就又被打乱了。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小将们跑到启功家里，质问他：“有什么‘封资修’？”启功回答说：“没有‘资’，也没有‘修’，只有‘封’。”红卫兵喝道：“那好，就给你封了吧！”红卫兵们说着就给启功的东西贴上了封条。后来一位卖力批判启功的人，曾在“文革”后登门道歉。谁知启功心下早已释然，对来人说：“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，让你唱诸葛亮，让我唱马谡，戏唱完了就过去了。”
“文革”中大字报的出现，让启功的书法技能有了用武之地，他平时就在北师大负责抄大字报。那时就是一枝秃笔，几张彩纸或报纸，边抄边聊，反而能挥洒自如，以至启功回忆说，那段时间是他“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”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一遇上有人问他写的什么体时，启功就随口回答是“大字报体”。启功在拍卖品市场上还见到过他当年抄写的毛主席诗词。
启功转运是在1971年6月，那天有人通知他，军代表有请。启功不敢怠慢，赶紧到办公室去找军代表，但他扑了个空。办公室的其他人告诉启功：“听说是什么‘二十四师’，要调你去，就是想通知你这件事，至于具体情况你明天找那位同志再详谈吧。”启功一听当时就傻眼了，心想自己同军队从来没有什么联系，实在不知道找自己做什么。而且那时老伴已经得了黄疸性肝炎，甚至动用了激素，平时必须有人陪住，如果到了军队，谁来照顾老伴呢？
一夜无眠，启功第二天就急急去找那位军代表，得到的答复是：“上级领导准备调你到《中华书局》编辑部去工作，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，体现了党一向重视文化工作，也体现了党对你的信任……”如此才真相大白，原来不是“二十四师”，而是“二十四史”，启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之所以要找启功做这个工作，就是因为他是满族贵族，对清朝典章了然于胸，当然是校注《清史稿》的理想人选。他的贡献主要有二，一个是厘清了清朝入关前的制度，一个是校正了书中复杂的人名。
平反之后
1979年，北师大正式为启功平反，同时给他加了一级工资。启功对前来通知的人说：“改与不改，对我都无所谓了。”来人问原因，启功回答“当初知道我被划为‘右派分子’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我师陈垣，一个是我老伴，现在，这两个人都不在了。”启功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老伴只曾与他共患难，却没有机会分享自己后来的好生活。
启功对名利看得很淡。1982年，启功被聘为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，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，是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导，但他对此从来不放在心上：“我不知道什么‘博导’，只知道‘果导’（一种药的名字）。”他说：“老朽垂垂老矣，一拨就倒，一驳就倒，我不是‘博导’，是‘拨倒’，不拨自倒矣。”
启功生活简朴，一碗面条、几根黄瓜再拌点炸酱就是一顿饭，只是平时他基本不喝水，通常都是以雪碧解渴。他在帮助别人时毫不吝啬。1991年11月，恩师陈垣诞生110周年的时候，启功在香港举行义卖展，义卖所得163万元全部捐给了北师大，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。而对这笔奖学金，启功也没有用自己的名义，而是用陈垣“励耘书室”中的“励耘”二字，设立了“励耘奖学助学金”。
艺术成就
启功能获得世人的尊敬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学。很多人都知道，黄侃当年曾发下宏愿，五十岁前不著述。与之相同，启功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《古代字体论稿》时已经51岁，请老校长题写书名时，陈垣不由感叹：“全谢山只50岁，戴东原只54岁……”意思是全祖望只活了50岁，戴震寿仅54岁，而启功在这个年纪时却才有这么一本薄薄两万字的小册子。所幸的是启功长寿，“文革”后又有《诗文声律论稿》、《论书绝句一百首》等著作问世。
老一辈学人中有很多通才，成就不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，启功也不例外。他不只是书好、画好，诗也好。学术方面，在古典文学、文献学、语言文字学、佛学、敦煌学、文物鉴定学上都卓有建树。20卷的《启功全集》，前10卷为著述，包括诗词创作、讲学、口述历史、书信、日记等内容；后10卷为书画作品，汇集了启功创作的册页、成扇、手卷、横幅、立轴、临写等作品。可见启功一生所学之博了。
书法
对于书法，启功曾对画家刘宗汉说，他的字没有“芯儿”。对此，刘宗汉的理解是，这“阐明了结体与行气的关系，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一大贡献。”启功“先摹赵董后欧阳，晚爱诚悬竟体”，习惯上是“二王的用笔，欧柳的结体”，最后自成“启体”，书界评其为“外柔内刚、自然洒脱、清隽儒雅而妩媚华美”。
绘画
相比之下，市面上启功的画要比字少很多，但同样有品位。为启功做口述历史的赵仁珪曾说，启功的画也极见传统的功力，勾勒皴染，无一笔不见功力，空灵淡雅之中，颇饶秀丽超逸之美。山水画层次丰富，意境高远，竹石画韵味醇厚，灵动婀娜，与其书法具有同样的美学风格。
鉴赏
其实在启功自己看来，“平生用力最勤、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。”他是“字不如画，画不如文物鉴定。”对于那些名人字画，启功一眼就能分辨真伪。启功27岁时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方面的专门委员会委员，1949年后又是国家文物局下属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。有一次，几个台湾客人拿来一幅溥心畲的小楷手卷，启功初看时说了一声“好”，但一细看马上就发现：“这个东西是复制品！”他随即解释说“民国时期生产不了这么长的纸！当初，这个手卷是用两张纸接起来的，两张纸中间应有‘接缝儿’，现在‘接缝儿’没有了，变成了一张纸，所以，是复制品。”几个人循着手卷寻找，果然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发现一条复制时留下的“接缝儿”痕迹。鉴赏与书画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正如《启功丛稿》中说的“曾学书学画，以至卖所书所画，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。”
启功精于鉴赏，但是对自己的作品，时常又是马马虎虎。启功曾在潘家园看到一家书画店在卖他的字，身边有人就问启功：“这是您写的吗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比我写得好。”但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改口：“这是我写的。”后来他才告诉朋友：“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，是看得起我，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，寻到一种谋生手段，我不能砸他们的饭碗。”
一议：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
自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复杂情况，并不是真伪两端所能包括的。如古法书复制品、古画摹本、后加伪款的无款古画、真假代笔、拼配、直接作伪等，其中有些不是用真伪二字所能套上去的，要仔细分析，认真体认，并要敢于自以为非，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不懂，而不要以正确自居，以权威自负。他举前人的事例说，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没懂得、不清楚、待研究的人，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大鉴定家。
二议：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
启先生针对书画鉴定工作中的流弊，就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思想诸方面提出看法。指出人人均有其局限性，受思想方法、学术水平、主观偏好、外界影响多方面的限制，鉴定家不可能全懂，其意见也不可能总是正确，客观上也会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认识的问题，故多闻缺疑、谦虚谨慎、承认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存在一定和模糊度，应是做鉴定工作唯一科学的态度。启先生还提出应重视现代科学的发展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弥补人的能力所不足的设想。
三议：鉴定中有世故人情
书画鉴定工作除限于鉴定者的水平造成失误外，还有可能因社会上的种种阻力作出“屈心”的不公正的结论。他根据所知的真人真事总结出八条：一、皇威，二、挟贵，三、挟长，四、护短，五、尊贤，六、远害，七、忘形，八、容众。逐一分析其原因，并举例说明，最后提出要虚心容众，不据一言堂。愿以此语与同仁共勉。
启功先生此文既论及鉴定工作的原则、方法，也强调鉴定者自身的业务和品质修养，提倡头脑冷静，谦虚谨慎，实事求是，正确认识自己。他在文中有些处以剖析自己为例，说理和平，语重心长，虽以书画鉴定为题，也可供其他类鉴定工作参考。
成就荣誉
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，亦通晓语言文字、古书画鉴定之学，其中尤精碑帖研究。在碑帖之学上，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，启功尝作诗论曰：“买椟还珠事不同，拓碑多半为书工。滔滔骈散终何用，几见藏家诵一通。”一改以往名家学者，如叶昌炽、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，不重内容；只知书法，而略其辞章之习。
除研究方法开拓新途外，启功更对《孝女曹娥碑》的真伪作出一硾定音之论，判定历代相传的《曹娥碑》殊非王羲之真迹。期间，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，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〈绢本《孝女曹娥碑》墨迹考辨〉与之辩论，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，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，并深责陈氏之说乃“一派胡言”，终使《孝女曹娥碑》的真伪得以辨明。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《论书绝句》、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论书札记》等书。
人物著作
《古代字体论稿》
《诗文声律论稿》
《启功丛稿》
《启功韵语》
《启功絮语》
《启功赘语》
《汉语现象论丛》
《论书绝句》
《论书札记》
《说八股》
《启功书画留影册》
启功轶事
不慕名利
上世纪90年代，启功有次来杭，气鼓鼓地说：“这次到杭州来，不写一个字。”原来，有一个民营企业家请启功先生题字，送了厚厚的一叠红包，起码有好几万块钱，红包下面附了一张名单，都是一些权贵的名字。启功先生当即生气：“我给人写字，从来不会问人要钱的。”
真性情
某日，启功先生在北京一家店的牌匾上看到题字旁有自己的名字，再三回忆之下，他确定这字不是自己写的。他便走过去跟老板说：“我就是启功，这个字我没有写过。”老板说，这个题字是他花了3万块钱托朋友请启功先生写的。启老说：“这的确不是我写的。”老板说，那您既然来了，就帮我重新写一下吧。启功先生笑着说：“假就假到底好了。”
尊师
1987年4月，浙江省政协主席王家扬请启功先生为刚刚成立的树人大学题写校名。启功先生说：“浙江省有沙老(沙孟海)在，他是我的前辈，我不能提树人大学的校名，校名应该请沙老题。我只能题学校内的图书馆。”最后沙孟海老先生题写了树人大学的校名，启功先生题写了校内的查济民图书馆的馆名。（以上文字根据启功的杭州老友丁云川口述记录）
